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酖溺於無限延 長重逢的風景--專訪「胡月 Children in Love」 發佈時間:201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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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書菱 照片提供∕胡月

「跟隨詩的旋律,我們一起來到夢裡來到的一片白皙的迷霧森林讓過去回憶與未來意識交融投射整個畫面於是,我們將酖溺於這一刻無限延長重逢的風景……」胡月(Pierre Hujoel),來自比利時布魯塞爾,取名胡月是因為「胡」是外國的意思,而有一首法文兒歌將皮耶這名字與月亮連接起來。胡月,即是來自國外的皮耶。 2011年胡月與台灣女歌手許雅婕組了同名樂團「胡月 Children in Love」。

巧克力、啤酒、音樂節,比利時人告訴我們有一種生活姿態叫做享受,隨著音樂,手拿一杯啤酒,搖晃微醺,在小小的時空中,暫時失去自己……。出生於比利時的胡月,與台灣女歌手雅婕組成胡月樂團,濃濃中國風的文字畫面,玩著實驗電子元素的科幻音樂,有一種生命的喃喃自語,有一種夢的意境,短短的一小段時間,聽者隨著歌者離開現實,彷若跌入《全面啟動》的同一層夢境裡……

 

比利時皇家音樂高級學院學生,畢業後的第一件事情是來台灣?

在比利時出生長大的胡月與台灣的緣份始於他高中鋼琴家教老師的一位台灣學生,因認識這位台灣人而燃起胡月對台灣極大的好奇心,於是大學畢業後,他來到台灣,決定好好認識這塊土地,從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到在台灣生活、工作、組樂團、表演,一步步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如今胡月將帶著團員雅婕回到比利時,開啟「來自台灣的胡月樂團」下一階段計劃。

前所未有的辛苦

初來台灣,胡月既不會講中文又必須兼差家教賺生活費,光是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就佔據他所有時間,這段時間胡月也幾乎放棄了最愛的音樂,「一開始,我真的工作到沒時間睡覺,一下生病、一下開刀,真的用盡我所有的力氣,我從來沒有這麼辛苦過。」談起隻身在台灣的經歷,那些為了一口飯一張床辛苦的日子彷彿歷歷在目,離鄉背井,誰不是從陌生到熟悉,從辛苦到收穫,還好再怎麼難過的日子終會過去。

一陣辛苦日子後,在台灣生活上了軌道的胡月幫忙來台灣拍紀錄片的比利時導演朋友創作電影原聲帶,久違的音樂創作喚起他對音樂的熱情,於是胡月回到比利時皇家音樂高級學院作曲研究所進修。研究所畢業再次來到台灣,已不是當初那個為了學中文、賺生活費到住院的胡月,他製作不少廣告配樂,賺很多錢,「但我慢慢跟整個工業產生衝突,因為我的音樂越來越走我自己的路,當時合作的廣告製作公司老闆問我:『胡月你為什麼不做專輯?你不適合做廣告,你很適合做自己的音樂。』因為這句話,我才開始想寫自己的歌,好像回到從前自己寫歌的時候。」




 

極簡的雙人組合 顛覆樂團定義

胡月研究所主修現代實驗音樂、前衛音樂,多是音效、聲響,沒有大部份人習慣聆聽的旋律、和弦等音樂元素。剛開始在台灣表演自己的創作,只有胡月一人搭配大提琴、小提琴等古典樂手們演出,直到2011年胡月在朋友經營的livehouse表演,碰巧遇見剛從歐洲回來的雅婕。胡月另類的表演形式,讓雅婕回想起在英國livehouse一次顛覆觀念的聆聽經驗,「我當時完全聽不懂,沒有人唱歌,但有VJ,台下聽眾都非常認真聽,是從來沒有看過的表演方式,當下覺得樂團的定義被打破了。沒想到才在歐洲聽到奇怪音樂,回到台灣就又聽見胡月比他們更奇怪的音樂,我覺得很酷,想了解這個來自新世界的人。」

本身就是樂團主唱的雅婕加入樂團後,從此便確定胡月兩人組合的編制,胡月負責音樂創作,雅婕寫中文詞和唱歌,「只有兩個人很極簡、很簡單,有一種內向的感覺,我自己很喜歡。極簡,讓我們能夠完全控制聲音的組合。」以鋼琴跟人聲為主的胡月,有些偏向古典樂,再融合電音,成為現在有點半人類半機器、半原聲半電子的科幻風格,而歌詞多半有點隱晦詩意,蘊含中國哲學思維,「我們的創作表達的都是我們各自的內心世界,不太會是具體的情感、社會、政治,表現手法也都較抽象,非主流音樂用非主流的創作方式吧,有很多人覺得聽不懂我們在幹嘛,但 有些人在享受,我們就為那些人表演。」

聽胡月的音樂,不難察覺東方文化對他的影響,胡月說自己一直對十九世紀被亞洲文化影響的印象派作曲家(如:德布西、拉威爾)很感興趣,「他們音樂總是不斷重複,片刻裡面卻能感到漫長,旋律不斷循環,好像沒頭沒尾,不知道它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結束。」胡月提到,西方音樂有明確的時間結構,而東方藝術始終給他一種在時間之外的感覺。德布西、拉威爾在西方音樂系統基礎上,也呈現出東方時間消失的感覺,胡月加入現代電子音樂元素,繼續在東西文化之間混雜新與舊的實驗。
 

台灣有種每個人都在作夢的感覺

談起台灣,胡月的回答有點玄、有點虛幻,卻有種一針見血的特別,「這裡總給我一種每個人都在作夢的感覺,很清楚記得,就算一開始來台灣,我再怎麼辛苦還是有一種自己在放假的感覺,我感覺自己在世界外面的一個地方,就算工作到要住院,我都還是會感覺像在放假。」胡月覺得台灣給人一種不在現實的氛圍,無關好壞,是一個屬於台灣獨有的味道,有點自由,有點忙碌,有些從容,有些感性,有一種活在另一個世界的氣氛。

胡月進一步分析,他感覺台灣既真實又虛幻的原因也許來自人們高度的移動性。他觀察到台灣人換工作的速度非常迅速,而選擇接案子的自由工作者相當多,與西方大部份的人都是上班族的狀況相比,台灣人顯得不那麼追求穩定,「我覺得台灣人比較追求生活,像台灣人會常常去旅行,而你們的旅行不是只去亞洲其他國家。西方人就比較沒有冒險精神。台灣人即使生活比起西方沒那麼富裕,還是會想要去看世界,有時真的覺得台灣的人腳不在地上。」

新建築與舊巷弄、改革創新與傳統思維、快速變化的城市樣貌與人情世故,在舊與新的並置裡,台灣保有屬於自己的生命步調。而胡月也在台灣朋友身上清楚感受到這 一份傳統與現代的共存,似乎帶點精神分裂式地在家庭所賦予的傳統觀念中,追求著自由的因子,無以名狀的呼吸著、做夢著,「歐洲人在家庭壓力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情緒比較平衡,可能這個時代的台灣人已不如過去世代接受家庭所帶來的壓力。現在的台灣是非常保守的父母生了一代非常自由的人,讓我一直覺得這邊的人在作夢,而我來這邊就像跟大家一起作夢,是很特別的經驗。」



 

「世界很糟糕,但只要有你們在我身邊,我便活得下去。」

來台灣十幾年的胡月,今年十月底打算帶著雅婕回到歐洲發展,換種生活環境、面對不同聽眾、嘗試開拓更大的音樂市場。即將回到比利時,胡月樂團取了一個新英文團名「Children in Love」,「我從小就對兩個小孩的愛情故事特別有感覺,無論是電影或小說,甚至自己目睹一些很感人的畫面都很有共鳴。有一天,看到一部關於兩個小孩的愛情故事的日本動畫片,讓我想出了Children in Love這概念,因為覺得這個概念特別地美,希望能夠藉由我們的音樂去傳達這些氣氛和感受。」

日子最怕過著過著就這麼過去了,當人生有所辛苦的時候,擁有一個夢想能夠在乎、讓自己窩心、清楚自己的軌道是一種幸福。對胡月來說,樂團是他生活中穩定一切的因子,未來希望能夠密集巡迴表演、賺取生活費,其他時間專心創作音樂,專心生活,「即便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樂團上,很努力地一直表演,但還是沒辦法有收入,還是要面對沒有聽眾、沒有經費的狀況。世界很殘酷,但我不會因此就放棄。就像跑步,跑很快、跑很久,最後會讓你感覺很好,但跑步這件事是辛苦的,是要出力的。而為了這個樂團,我也要一直出力、一直出力,把它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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