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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野百合學運與太陽花學運
提到台灣的學生運動，就不得不提1990年3月16日的野百合學運。起因於當年國民黨國大代表自行延長任期、濫用職權牟利等行為違反民主精神。幾名台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圍牆外靜坐，但當時解嚴才沒幾年，博愛特區也禁止集會遊行，雖然全台各地的社會運動頻繁，擔心學生被警察驅離的社會運動人士、記者仍紛紛到現場協助。此後各校大學生以柔性罷課的方式號召學運社團參與，以「民主教育週」為號召，在自由廣場前集會。雖然僅為期一週的時間，卻讓台灣民主政治邁進一大步，包括：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解散國民大會。
2014年3月18日夜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未依立法程序審查通過，而引起學生進入立法院議場抗爭的照片和影片，藉由Facebook上的分享和轉發，迅速在大學生之間傳開。在此之前持續關注相關議題的學生團體及公民組織，提出這起事件中的最大問題：首先，由於服貿協議的通過非正當議事程序，認為民主制度遭到破壞；此外，簽訂服貿協議後對台灣服務業的影響，可能讓台灣企業、工作者在與中國競爭下處於弱勢，政府簽署服貿協議背後的親中態度，也讓許多人感到擔憂。直到4月10日退出議場，這場約24天的學生運動，讓年輕世代對於「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更加明顯，更使得法律白話文運動、沃草watchout、g0v零時政府等媒體廣為所之。
過去的政治形態讓人認為「政治很亂不要碰」，到現在轉變為「為了追求理想的國家而主動參與」，台灣青年藉由關心政治事務，尋找自己認同的價值觀，並把台灣打造成理想的國家，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的程度也讓其他國家感到驚訝。
香港的雨傘學運與反送中運動
與台灣太陽花學運同年發生的香港雨傘學運，從2014年9月22日持續到12月15日才告一段落，起因於當年8月31日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上明訂：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要由1200人組成委員會提名後，才可由香港人民選舉，原本行政長官選舉該由當地居民自行提名、自行投票表決的制度，在這條規定下改變了選舉的價值。而最初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罷課活動，串連多所大專院校及中學學生參與，此後更發展成「佔領中環」（簡稱佔中）的集會抗議模式，參與人數推估高達120萬人，以「我要真普選」的口號，訴求中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撤回選舉候選人提名方案，並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
在2019年6月9日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成為香港歷史上最大的公民運動。由於《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中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澳門及台灣受審，民眾對於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引發擔憂，因此又稱「反送中運動」，這起運動的參與者除了香港各校大學生之外，還有一般民眾、中學生、各界人士等。主要訴求為「撤回《逃犯條例》」，隨著抗議運動的發展，更衍生為「五大訴求」：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暴動定性、撤回所有示威者控罪、追究警隊濫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辭職下台。最初以遊行示威、集會、靜坐或不合作運動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手段表達訴求，在香港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情況下，開始出現「武勇派」等武力抗爭行為。
有人認為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受到2014雨傘學運的影響，同樣都是香港青年看見中國共產黨政府試圖箝制香港的民主體制，以及香港政府不願意聽取人民聲音、拒絕對話產生的擔憂，率先以體制外的方式向政府發聲。台灣與香港反送中運動的背景有所關聯，台灣的大學都由各校學生發起「連儂牆」、舉辦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遊行，從香港的學生運動中，也讓台灣人民看見民主體制的維持並非理所當然。
泰國的七月學運
2020年7月18日，由大學生組成的學生團體「自由青年（Free Youth）」在曼谷的民主紀念碑前集會，向政府提出三大訴求：解散國會、重修憲法、停止打壓異議人士，要求政府在兩週內回應訴求。造成這場學運爆發的開端，來自2月時備受泰國青年支持的「未來前進黨」遭到泰國憲法法院判決違法解散，以及疫情下凸顯軍政府執政後在政治、經濟上的問題。看似「民主」的體制，卻在帕拉育軍政府、泰國憲法中的皇室相關法律限制下，政府不斷地縮限人民自由、打壓異己，而且人民對皇室只能適用尊稱，私下還得用代號稱呼泰皇，批評皇室可能遭到判刑。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法政大學、瑪希敦大學等學生發起各式各樣的抗議活動，希望以和平遊行示威方式，改變泰國皇室和軍政府牽連的脆弱民主制度，終止不斷政變的不穩定政體，即使冒著被判刑和違抗憲法的危險，也希望夠過示威抗爭，將自由評論的權力歸還給人民。
冒著生命危險也要爭取的自由價值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所以只要與每個人有關的事情就會牽扯到政治，這些學生運動的起因或許只是一件看似不起眼的事件，年輕世代卻能從事件中看到背後隱藏的巨大危機。先不論每一場社會運動的成功與否，但站在街頭高聲呼喊、抗爭的人們聚集成一股龐大力量時，勢必會引人思考什麼樣的未來值得我們追尋。
